近两年，随着IP（知识产权）经济大爆发，版权的价值已不需赘言，文化企业抢IP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而作为好故事的集散地，出版社的仓库里不知道还躺着多少超级IP。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绝大多数出版社已非常重视版权资产的管理，但由于早期管理方式不科学造成了版权资源权属状况不清、授权关系复杂等问题，导致很多出版社在版权资产管理上困难重重。在今年2月24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举办的2016CPCC中国版权服务年会之版权与金融对接研讨会上，面对积极希望投资文化企业的金融机构代表，守着巨大版权富矿的出版社道出了自己的困惑。
版权资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中国文史出版社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所属的专业出版社，从1980年1月批准成立到现在已有30多年历史，除了出版与人民政协相关的报告、资料之外，该社的一大特点就是出版老一辈政协委员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这些内容都是1959年应政协主席周恩来同志的要求，由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记忆写成文字保留下来的，对党和国家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
但对这些珍贵史料进行数字化加工或再次使用的时候，文史出版社却发现他们没有权利使用这些内容。该社数字出版部主任曹岚表示，这些内容大部分都产生于著作权法颁布以前，当时只是作为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虽然有些也支付了稿酬，但没有谈到过版权问题，“对此我们也请教过相关专家，回复是即使是职务作品，出版社也早过了两年的优先使用期限，版权仍在作者手中。即便1981年以后的内容签了版权授权协议，但不涉及如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再让出版社一个个找权利人或他们的子女去补签，那对我们来说成本太大了！”曹岚感叹道。
版权资产不是样书管理
“一些出版社用样书管理取代版权管理，认为这些样书价值就是版权资产价值，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确切地称之为纸张的价值更合适。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版权管理是有问题的，我们对自己的版权资产是什么、有多少，没有清晰的认识。”中国海关出版社数字出版部资源经理刘冬在从事多年出版社版权法务工作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出版社对版权管理的做法是传统的合同、样书的归档管理，也有些出版社将版权纳入资源管理系统，相比前者更加方便查阅和了解版权的存量增量问题。但在刘冬看来，这两种方式都是对版权的粗放式管理，称不上版权资产的管理。他认为出版社要实现版权资产管理，就需要通过管理思想的变革和技术的深度参与，将出版社的版权资源量化为可以评估的资产，随时监控到权利的权属状态、使用状态、效果反馈甚至侵权预警等，让版权资产真正成为可控、可用和可兑现的资源。
呼唤版权管理专业机构
数字出版时代对版权来说也是一种碎片化时代，版权不再是一次性或一揽子授权，需要被拆分成一个个细小的权利进行管理，对出版社的版权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交通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姜占峰认为，现在出版社普遍开始重视版权资产管理，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专业人才，导致很多出版社在版权资产管理方面非常吃力，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版权资产相关的业务市场的潜力和需求是非常巨大的。
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迅速，版权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和企业来说都是刚性需求。从文化企业角度出发，需要专业的第三方版权服务机构提供相应的规范指导。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研讨会上适时发布了版权资产管理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咨询服务指导企业以科学规范的方式在业务流程中将版权资源资产化，并通过版权布局、有效规划将版权资产产品化，最终在市场端实现版权产品与金融和其他资本的对接，完成版权资产的资本化转化。与此同时，以信息化工具将版权资源、版权资产、版权产品以及最终的资本有效记录下来，形成关联、动态、准确、实时的管理信息，为文化企业决策层做出准确有效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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