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魏昊星 柳洁
“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这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科技成果转化”提出的新要求。
早在几年前，科教大省湖北就推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揽子“新政”， 建立了“实惠归个人，荣誉归单位，利益归社会”的“三归”科技成果转化导向机制，以极大的改革勇气，破藩篱、撤路障，对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拓路闯关。
成果转化遭遇“天花板”
120多所大专院校、140多个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500多家科研机构、64位两院院士、200多万在校大学生……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如此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让湖北成为公认的科教大省。
然而，“所在”并不代表实力，与科教地位全国第4位相对应的是创新能力、经济综合竞争力只在全国名列11位和14位。“丽珠得乐”花开湖北，结果珠海；“如意纺”专利源自湖北，却花落山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省市甚至派专人常驻湖北，一有好的技术、项目和人才就“挖”走。
是什么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先后担任过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的“一把手”，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道出了个中原委。
国家投入科研经费形成的成果，在转化过程中的资产处置问题，是限制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传铁介绍，在原有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中，国家投入科技经费形成的无形资产，与国家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在处置上采用的是同一标准，对于转化资产的处置权、收益权、分配权有严格限制，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多、审批慢、时间长。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成果的“价值窗口期”非常有限，一旦过了“窗口期”，科技成果便失去了转化价值。执行政策时虽然从形式上保证了国有资产不流失，但实际上导致的是大量科技成果价值的贬损甚至消失，极大地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刘传铁形象地说，“对科研人员而言，获得一个1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如同得到了100万"美元"，职称、职位都有可能向上；而转化一个成果，哪怕是得到了100万元，也只能算是"日元"。”
在高校科研的统计数据中以科研经费、发表论文数量、专利申请和授权数、科技成果获奖等为主，而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及科技对经济建设贡献的指标权重较轻。另一方面，高校在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量的计算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往往也只看重其完成的项目、出版专著、发表论文、获得的专利及奖项等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成果转化的定价方式、分配比例受体制机制的限制，导致对参与转化的成果创造者激励严重不足。刘传铁表示，如果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是一种病的话，那么，该病的症结就在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长期低迷，甚至是缺失。
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往往相距甚远。市场与企业对科技成果的实际需求是转化的先决条件。现实中高校和企业间的信息交换并不对称，企业的需求信息无法及时准确地送达高校，而高校的科技成果也无法顺利与企业需求对接，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无果。高校科技成果在申报科研项目时，重理论创新忽视企业需求，重学术水平而轻产业化可能性，导致科技成果实用性不强，无法满足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需要。
资本对成果转化的风险认识不足，多愿意“植草”不愿意“种树”。科技成果有效转化需要资本推动，而科技成果转化效益需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科技成果转化在技术研究与开发阶段所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时间能否回收、增值，要依据成果转化效益决定，这种效益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段时期才能逐步体现，这种滞后性往往让风险投资望而却步，或者是只投见效快的。
体制机制创新突破藩篱
上世纪70年代，2.8万项专利躺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故纸堆里，转化成真金白银的不足5%。美国政府就此出台了《拜杜法案》，专利如何处置由市场说了算。这一制度创新，催化了高科技与产业的联姻热潮。
与其放“旧”，不如放手。让科技成果真正“为我所用”，湖北同样从体制机制“破题”。
按照“实惠归个人，荣誉归学校，利益归社会”的原则，湖北省大胆碰触体制“天花板”。以问题为导向，湖北省委、省政府统筹谋划、重点突破，开出了一剂破除顽瘴痼疾的良方：过去两年中，全国改革力度最大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科技十条”）及实施细则陆续在湖北出台，一条条旨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法规，让科研工作者们眼前一亮。
“法无禁止即可为。政策护航，就是要让知识分子吃下定心丸，正大光明、合法合规地创富。”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郭跃进表示。
“价值1500万元的技术成果，转化后我们至少可以拿到90%的收益。”3月31日，武汉工程大学教授徐慢告诉记者，受益于湖北省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鼓励政策，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将获得至少上千万元的可观收益，“小伙伴”们的科研创新积极性受到极大激发。
“这项技术成果是碳化硅陶瓷膜技术，能让过滤网在高腐蚀性、易沉积等环境下有效过滤掉有害物质。”徐慢透露，他已与深圳一家公司达成合作，该项技术的评估价格为1500万元，按照与校方达成的90%收益率，他的团队将获得1350万元收益。下一步，他们将作价入股，与深圳方面合办公司，由他的团队负责研发，深圳方面负责生产。“碳化硅陶瓷膜技术目前正在中试阶段，预计2015年底可以投产，前景非常值得期待。”徐慢说。
“过去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作为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其转化需经多部门审批，一般耗时两年左右。”湖北省科技厅成果处处长李述武说，“科技十条”将过去“先审批、再处置”变为“先处置、再备案”，规定荣誉权归高校，知识产权归研发团队，处置方式和处置价格都由研发团队说了算，签合同后，研发团队只需报相关部门备案，极大简化了成果转化审批流程，提高了科技成果与生产一线对接的速度，从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时效性，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改革往往伴随着争议。提高研发团队收益比例，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此，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也有自己的看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全可以有多种形式，参与成果转化全程，分享成果转化红利，都应该属于有效途径。”为消弭担忧，他建议：“在如何看待国家、团队的利益分配上，学校要态度开明些；在使用这些收益时，科研人员要精打细算些；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每一分钱都要经得住公开检验。”
藩篱破，事业兴。一年来，在鄂高校教师创办的科技企业数量是前5年的总和。新增在孵化科技型企业超过2000家。2014年，湖北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778项，同比增长9.6%；技术合同数21520项，同比增长44.3%；技术合同成交额601.74亿元，同比增长43.6%，成交金额超全国平均水平三成。全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幅提升，总数达到2700家，位居中部第一。
市场导向配置科技资源
这几天，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立斌正忙着筹备“新材料产业发展基金”。不久前，湖北省发改委刚刚批复给公司500万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张立斌准备用这笔钱加上公司自筹部分发起一只基金，对从原料回收、产品制造、物流分销到电子商务的全产业链进行扶持。
张立斌告诉记者，“相关部门希望通过政策和资金引导，以企业为主体，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进而撬动全省新材料产业发展。”
在华丽科技拿到500万元专项资金的同时，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也拿到了“半导体激光器及其应用开发项目”的财政补贴。与以往不同，这个项目不是“跑”下来的，而是在数以万计的网友零距离“围观”中竞标得来的。
从2013年起，湖北省对重大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竞争性分配进行了网上直播，将每年数亿元的科技项目资金交给了市场和企业来分配。“公开竞标减少了"暗箱操作"，心里踏实很多。”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王峰对记者表示，这也对企业项目的科技含量和产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健全市场导向机制是提高科技投入效益的关键。”郭跃进认为，改革科技投入方式，要有“前”有“后”，即创新前以资助方式支持基础性、前沿性、公益类和共性技术类技术，创新后以补助方式支持创新平台、创新型试点企业建设。探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共性技术、公益技术开发、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和竞争性分配，财政专项不应“撒胡椒面”，按地区、按条块分指标，而应公开竞标，多中选好、好中选优，使有限的科技投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一方面，科研机构觉得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的能力低；另一方面，企业觉得科研机构研发的东西不实用。在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看来，只有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江苏省连续4年蝉联区域创新能力冠军的秘诀就是3个“80%”：80%以上研发投入由企业完成，80%以上科技平台建在企业，80%以上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入企业，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加强。
反观湖北，全省专业技术人员62.18%在教育战线，仅31.95%的大中型企业设有科技开发机构，36.8%的大中型企业有科技活动。“没有企业的参与，技术创新无从谈起。”李光说，市场配置科技资源，是推动科技界和产业界深度融合的关键。
从卖方变买方，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日前，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举行，与以前不同的是，为争夺3家鄂企的研发项目，9家科研机构纷纷举牌比谁出价更低。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刘汉武说，科研项目好不好，让市场说了算。让科研项目离市场更近，与企业直接面对面。希望这种市场倒逼机制，能让全国更多科研成果回归真正合理的“身价”。
特殊的减价竞价方式、公开的专家评审，30分钟内，确定最终受买人……在光谷联交所上演的一幕，让武汉高斯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难题，找到了理想的解题人——来自湖南衡阳的南华大学。
武汉高斯激光总经理田为军说，“我们最近两年花了200来万元来研究这个项目，但是效果也不明显。这一次通过联交所，第一找到我们需要的研发单位，再就是降低了研发成本，这样一个项目可以降低研发成本100多万元。”
从2011年起，湖北省科技厅依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等中介机构先后举办了16场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推介?穴拍卖?雪会系列活动，共推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科技成果项目约1500余项，通过现场推介、拍卖、洽谈，成功促成近200项科技成果实现校企合作，总成交金额超过上亿元，为成果供需双方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搭建平台释放科技红利
虽然如今在血液病的第三方高端检测方面，占据了国内近80%的市场份额，但是康圣环球医学特检集团总裁黄士昂仍然对4年前的“漫漫融资路”记忆犹新，“我们有很多科技成果，但没有抵押物，银行又难以评估成果的价值和风险，一想到融资就头大。”
他说，公司能较快成为业界翘楚，得益于国开行湖北分行与武汉东湖高新区共同采用“平台统贷、担保增信、创投联动、风险补偿”方式为公司提供3000万元专利权质押贷款。“这样的融资优待，只有光谷才有。”
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往往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借鉴“硅谷”等地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有效经验，中国光谷——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力推动科技支行、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的聚集，搭建的投融资和孵化平台。目前，光谷引导金融机构开展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信用贷款等创新性融资240多亿元，资本市场累计融资超过500亿元。
通过光谷示范，湖北发起设立10支创投基金，引导社会设立创投公司120多家。与国家开发银行等10家金融机构，达成了超过200亿元的专利质押贷款授信额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离不开平台建设，郭跃进有个比喻：“湖北科技型企业中"草根"、"蚂蚁军团"居多，希望通过搭建一系列创新创业的平台，从"蚂蚁"中进化出"瞪羚"，进而成长为"狮子"。”
建平台，湖北首先从顶层设计开始。未来五年，将围绕激光产业、地球空间信息、信息光电子、新能源汽车等18条特色优势产业链，以资金、重大技术、终端产品或产业集群为指引，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项目，搭建一系列成果转化的平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和升级。
为了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湖北还打破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整合高校和企业科研院所，通过组建产业研究院，搭建起开放型国际化的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以“首席科学家＋团队＋项目＋经费＋成果＋企业”的形式入驻，并实行“遴选、竞争和退出”的运行机制，根据业绩决定去留，享受高新区全面的配套服务。
“研究院就好比政府建了个"养鱼池"，温度、营养成分等由政府主导，一头吸引创业的"鱼苗"，一头引来资金的"水"，让"小鱼"在水池中逐渐壮大，最终游进大江大河的市场中形成产业。”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但长春形象地介绍。依照此模式，武汉新能源研究院、武汉光电工研院、武汉智能装备工研院、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工研院等产业技术研究院相继建立，平均每个工作日有12家科技类企业在这里注册，生物医药已成为千亿元产业。
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湖北重点培育100家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每年设立不少于1000万元的中介服务补助专项资金。去年，全省培训技术转移人员400余人，促成传统科技机构由原来的单一业务向以科技成果转化转移为主的“一条龙”综合服务转型。省内活跃的51家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共服务企业数量5386家，解决企业需求5688项，组织技术交易活动589次，促成技术转移、成果转化1953项，实现技术交易24.16亿元。
今年，湖北已着手开展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的建设工作。计划到2017年完成华中网上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科技金融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华中技术经纪培育中心、华中科技条件共享服务平台和技术转移综合服务市场等六大子平台建设，建成集技术交易、技术经纪、创新创业、科技金融等服务为一体的集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平台。
3月26日，湖北还启动了“科技成果大转化工程”，全方位推进科技成果在鄂转化。明确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广泛动员高校院所、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和投资机构，多方协作联动，在3年内，由科技管理部门组织3000项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在省内企业转化扩散，实现市州县全覆盖，带动社会投资过100亿元。